李华没有想到，那么难走的路，求爹爹告奶奶地把热脸贴上去，校长一个人单打独斗地上了路，竟这么快走通了。街道和区政府很快层层介入，就像一部沉睡的机器重新获得了发动机，本来各个部件各自为政，轴轮不相连，却因有了政府的协调，一下子都对达敏学校的孩子们敞开了怀抱。
李华觉得这一切得归功于刘佳芬，这个独一无二的女性，是她，“发明”了这个特殊教育领域的“中国专利”。
今天，李华把孩子们从大理石边引到大门前，告诉他们，进一个地方，首先得找门，那几个字是“招牌”，就像厕所的招牌上写着字一样。他们从进门开始就看到柜台营业员招牌式的微笑，并没有因为他们是智障人士而少一分。每一个窗口，都为孩子们开了绿灯，哪怕他们只存五块钱。直到排在最后一位的柳莹在确认存款单上按上了她的手印，李华不由得感慨这个特别的上午是值得纪念的，那辆为了一个自闭症孩子而选择让乘客全部下车的公交车，这一扇扇平等地向每个人打开的银行窗口，在人群中闪烁的平静而善意的目光，让李华感到了时代和人心的变化悄然而至。现代文明飞速发展，一个人在地球的北半球说话，南半球就能听到，但如果这不是因为爱，又有什么意义呢？
是校长带领着他们，以爱之不变应社会之万变。多年来校长一直保存着一个心愿——她希望城市每一个角落的人都能听到孩子们未说出的心声：“我不是笨，我是学得慢，请给我时间，再加一点点空间。”
李华牵着柳莹的手，领着七个孩子，踏上返校之路。孩子们跟着她，在通向学校的路口一起下了车。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柳莹突然甩开李华的手，走到马路正中。
“柳莹，路上有车，快走到人行道上来。”李华喊她，她的另一只手拉着另一个孩子，正犹豫着是不是走过去拉她，副班主任张鑫先走到了柳莹身边。她刚从师范院校毕业，今年替代请产假的前任副班主任，给李华当助手，协助她完成班级事务。张鑫拉起柳莹的手，拽着她往路边走。突然，那只手挣脱了，一把抓住张鑫的头发，铆足了劲，往后拽。
路边的人们都停下脚步，围拢过来：“这姑娘和那孩子认识吗？”
“怎么这样打，她还不还手？”
“那孩子脑子有问题吧？”
“小朋友，不能这样啊。阿姨会很痛的。”
李华叫班长临时管理队伍，走过去半跪在柳莹身边，说：“柳莹，你不要打张老师，快放手！”看着那大学刚刚毕业的女孩儿眼角都是泪水，她心里有了愧疚，好像自己的孩子闯了祸：“如果再不放手，李老师就让你回家，再也不能来上学了！”
多年前，李华也曾这样不止一次地被柳莹抓着，泪水随着疼痛不停涌出眼眶。但她仍用恳求的语气在说：
“柳莹，怎么了？老师好痛啊，快放手，是什么让你不高兴了？和老师说。老师痛死了，痛……”
也就是在那样的场面一次次上演，持续两年后，柳莹说出了人生中第一个词——“痛”。所有的孩子都是先叫爸爸，或者妈妈，而她在十岁时喊出的却是“痛”。
难道这个词是她对世界的全部理解？
柳莹终于放开了张鑫。张鑫刚刚大学毕业，自己还需要别人照顾呢，工作才半个月，就挨了学生的打。她的脸上都是泪水，自己一个人走到队伍后面，抹眼泪。她抽泣着，却不哭出声来，好像正努力用一双手捂住要发声的鼓。
想起这个孩子谜一样的生命，李华与她在一个学校的相遇，为她流过的无数眼泪，好像柳莹是她的一个亲人，因为抚育和教育，产生了难以扯断的亲情。
柳莹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女孩。从进学校的第一天开始，她就开始了随时点燃的游击战和经年累月的持久战。
李华接班的第一年，柳莹九岁。女孩儿的白天，不是一个人孤独而出神地坐着，就是在她伸手能及的范围内，攻击一切她能攻击到的人。
“她无时无刻不在抓人、咬人、打人、踢人。”这是她一年级时的班主任对她的介绍。
李华早就了解了关于她的信息：专门攻击女老师，最拿手的事是抓胸部、拽头发、踢下体。好像她和女性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几乎学校里的每一个女老师，都挨过她的打，才来一年，她就有了一个称号——“小魔女”。
她来的第一天，眼神游离而冷漠。在这个智商只有二十的孩子的眼里，李华第一次要扮演的角色，必须是温暖而又善意的，并迅速介入她的生活。在柳莹还没弄清楚她是什么、为何而来之前，她必须变成一个温暖的象征、善意的符号，取得“小魔女”的信任，让她感到自己不仅不是她的对立面，而且是她的好朋友。
这第一步，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良好的开端会引起以后每一个日子的连锁反应。如果第一天就让她树立起敌对情绪，那么接下去的时光，将会步履维艰，满盘皆输。
或许第一天，柳莹也在用一种审慎的方式考察新环境。她没有表现出过激的情绪，瞟了几眼教室里的同学，既没有表现出要融入同伴、加入游戏的意愿，也没有运用她惯常用的暴力行径。是她在改变自己，还是在做发动“战争”前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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