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上的张浩一直在笑，他爱笑，他的笑容很少能讨别人的欢喜，但李也悠喜欢。自从他六个月时露出第一丝笑容，他的笑就成为她最想从他脸上阅读到的信号。在很多人眼里，他的脸上呈现的任何表情都显得可怖，哪怕是在李也悠看来那样令人心疼的笑容。但这个下午，当他像一个真正的绅士那样，依次向中间和左右两侧的观众鞠躬时，掌声随着他弯腰的动作一次次响起来。他的左手有意识地提了一下裤子，但人群中没有一声嘲笑。李也悠从来没有想到过他的人生还能迎来掌声。
她突然听到身边传来了擤鼻涕的声音，张小青把口罩拿了下来，拿出纸巾，抹自己的眼睛。
她没有把口罩再次戴上，而是把它放回了包里，直到曲终人散。
张浩今天能站在台上，接受那么多掌声的赞叹，证明着她四年前那个决定的正确性，正是李也悠在山重水复所求无路时的这个决定，让张浩的人生轨迹有了彻底的改变。
那天，门卫张师傅站在门口，把孩子从电瓶车、自行车上抱下来，有家长开车送孩子来上学，他也一个箭步走过去，把车门打开，把孩子抱下来。
她说：“师傅，你对孩子真好啊。”
他说：“我担心孩子在对面来车时开门，那多危险。”
校门口，站着的还有刘校长。那时候，她还不认识李也悠，小年龄的孩子走过去，她都会给他们一个拥抱。
校长抱着这些奇形怪状的孩子，浅浅的笑容完全不是礼仪性的，那么自然而深情，并渗进了眼角的每一条细纹里。
张浩走进达敏学校的第一天，刘校长也像她拥抱其他孩子一样拥抱了张浩。这是李也悠第一次看到一个非亲非故的人拥抱她的孩子。她那被神抛弃的孩子。她抱完他后，双手捧着他的脸，像捧着一弯明月，她问他叫什么名字。
张浩没有回答她。入学的第一年，他没法说出自己的名字。
剧院的灯亮起来，王海走到张小青身边，胸前捧着葫芦丝，手指还按在最后一个音节上，他低着头。张小青伸开了双臂，说：“小海，真棒！妈妈可不可以抱抱你？”
王海看了她一眼，又低下头，轻轻地说：“可以。”
他们拉着手走出剧院大门的那一刻，张小青也没有记起把自己的口罩戴上。
或许，她改主意了。
张浩还没走到李也悠跟前，就远远地喊了她一声“老妈”，大声地说：“我要当——当指挥家，长——大了——挣钱——给你用。”
“衣服太大了？影响到你了？急死妈妈了！”
“只——只有一——一——根——指挥棒，我有——有两只手。没事！”
人去楼空的剧院都是她和孩子的笑声，她笑啊笑，一直笑出了眼泪。
她在泪水中看到了过去的自己，当她用不幸的有色眼镜审视周遭时，她看见每一个在路上盯着张浩看的人，都恨不得冲上前去，吵一架。但这个下午，那困扰了她多年的愤怒突然消失了，在回来的路上，一个长相奇怪的孩子竟然还穿着晚礼服，足以又一次引起别人好奇的目光，她对张浩说：
“你看，人家在看你，都觉得你穿着晚礼服的样子特别帅！”
张浩仰起头，说：“帅！”
她很久没有给任何人写信，但这种不相见却能倾诉衷肠的古老方式却让她克服了表达情感的障碍。她要告诉刘佳芬，她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多么大的转机。
刘校长：
看到他站在舞台上，我哭了，但从没有这么幸福地哭过。
让张浩来达敏学校，成为我们家庭自他出生来做得最对的一个选择，我们家的生活从此不再一片灰暗。
入学前，他只会说数字8.我常问他，“这有几样东西？”“8.”“那有几个数？”“8.”反正他的数字概念就是8，所有物品的价格也一律是8元。入学后，有一天，在家和我做小超市游戏，他以“20元”的价格把球卖给我，他第一次有了数字变化。二年级时，他可以做10以内的加法了。以前我担心这样的孩子不会写字，现在他已认识了一百多个汉字，可以阅读简单的绘本图书了。更叫我开心的是，他的汉字写得很工整，我常常表扬他你的字比妈妈写得漂亮。孩子潜能的开发，缘自老师辛勤的付出，也缘自他们的专业水平。
三年级时，孩子回到家，叫我们一声“老爸！老妈！”当时我看孩子的眼神，怯怯的。我读懂了他的意思，因为他还拿捏不准这个词是不是可以替代“爸爸，妈妈”。我紧紧地搂着孩子，说：“儿子，再叫一遍！”他大声地叫了我一声“老妈”，我激动啊！他三岁的时候才会叫“爸，妈”，那时我们夫妇俩都高兴得几个晚上没睡着，现在他换成这么俏皮、新潮的叫法了，我又怎能不激动呢？我欣喜得无以名状。那一年，他又把布贴花带回了家。他的手学会了用剪刀剪花瓣，还学会了把花瓣粘在布上。他的作品，挂在我家的客厅里，每个客人来，我都要说一遍那是他的作品。没有钟月老师的悉心指导，一步步反反复复教，他的手指怎么肯动？虽然，他做的手工没有别人的好，但他在学校的时光是他最快乐的时候。一到双休日，他就说，我不要在家休息，要去达敏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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