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鞭炮声犹在耳边，鞭炮飞向天空，彩带落在地面。在黄莉眼里，它们像五颜六色的笑，盛开于天际和大地。儿子的店开业了，黄莉总觉得那不是真的。
她知道，成吉过年时从来不放鞭炮。穷日子有穷的过法，成吉过年就给外婆唱歌，从《我家有个小九妹》唱到《背十字架的你》。但今年，家里放了两次鞭炮，都是一千响的。一次是成吉在春天的婚礼，一次是昨天的开业典礼。三十而立，她的成吉和别的孩子一样，成家又立业。
媒体的话筒追着成吉，他的语速比常人慢，偶尔还有结巴，好像嗓子里的声音在拔河，要很努力才能把想要说的音节从喉咙底下拉出来。但他的思路很清晰。相机的闪光灯扑打在他脸上，让他的脸跟着闪动起来，他一点都不怯场，真像个新闻发言人。
“我干过很多活，一毕业就去做清洁工和除草工，刮大风，大太阳，都得做，九百块一个月；下岗后，又去做义工和康复老师，后来有个机会，工厂招过磅员，可以不用晒太阳吹西北风，工资高些，我就去了。再后来，学校问我要不要开店。我说，没钱。老师说，学校借给我钱，不用利息。我就说，好的。这件事情，就像做梦似的。”成吉说话时，几乎把嘴唇贴在了话筒上。
记者问他：“你觉得你最应该感恩谁？”
“外婆说要感谢基督，我老婆说是菩萨帮的忙，妈妈说要谢谢达敏学校，其实我心里想谢谢我的干妈和校长……”
“干妈？”
“我的班主任王老师，我叫她干妈，我们班同学都叫她干妈。”
父亲俞梁也来了，多年不见，单是老了些。记者抓住他追问。他说：“我怎么也想不到，成吉会有这一天。我不知道，这些年，他得付出多大的努力……”他刚一开口，就哽咽了。
黄莉和刘校长商量了一下，就在成吉生日的那天开业，她们希望这一天，能成为他重生的日子。
他出生时，谁都没有发现问题。长到十一个月时，黄莉发现别的同龄婴儿能站起来，他却不行，不仅站不起来，他的两条腿还不一样长，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这孩子脑部CT显示一半是死亡的，很有可能他这辈子都站不起来，并且是个弱智。”
这句话，像一记巴掌，掴在她初为人母的二十岁。成吉十二岁那年，在普通学校读三年级，成吉说，我想死。
他责问：“妈妈，上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我的脑细胞死了一半，而我的左手又是这样的？连走路都走不稳。”
“是妈妈对不起你。”
“一个人时，我在偷偷伤心。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什么呢？”那一年，他发怒时，伸出拳头敲柜子，右手的拳头扎进衣柜里，磨出了血，家里仅有的一个衣柜破了一个大洞。那个洞用了一张塑料纸补上，直到今天还大张着嘴，描绘那只十二岁的拳头的形状。
她是有愧的。但她在他生命最初的十年里，不是在医院，就是在去往医院的路上，四处打听哪里有更好的医院和专家，哪里有最好的康复机构。
两岁时，听说宁波来了北京的名医，她抱着孩子去看，挂了号，伸长脖子等了一天，刚轮到成吉时，医生说时间太晚，号满了，不看了。
黄莉和成吉的外婆一起跪在地上，求医生。“我生他时缺氧，抢救过来时我还以为是好的，发现太迟了，是我对不起他。医生，求你发发善心，救救他吧。如果他站不起来，我们这个家就都毁了。”
医生答应给孩子针灸，并留下住的宾馆地址，告诉她第二天可以再去找他。两枚又细又长的针扎在成吉的头顶，黄莉看他蹬着腿在啼哭，却只会含糊地说出一句“妈妈”。
如果那些针扎在自己的头上就好了。
回家路上，怕碰到东西，就用了一顶大帽子护着他的头。她抱着孩子，母亲举起手，在他头顶兜成一个保护圈。晚上睡觉时，用软纸箱和棉布把他的头层层围起来，她和俞梁一起整宿轮流看着他，生怕他一动，针会碰到硬物。只要扎深了一公分，他们就有可能失去成吉，他们的眼睛一秒钟都不能离开。
母亲说：“听说有人信了耶稣，连癌都治好了。要不咱家也信教吧？或许能看好成吉的病呢。”
“妈，您以前拜菩萨，现在信基督。菩萨知道了，要恼火的。我更相信医生。”
“要恼就恼我，我反正老了，也不怕了。说不定灵验的。再说信基督，又不干扰你看医生。”
母亲兀自去信了教，每餐都祷告。黄莉听不清母亲在说什么，也不知道母亲心里的新神能不能听到。黄莉只想着到全国医学最发达的地方去，找最好的专家配最好的药给孩子看病。没有钱，向亲戚一家一家借，亲戚借遍了，向朋友借。她向单位请了长假，停了薪留了职，带着孩子去北京，找那个名医。名医离开宁波前，给她留了北京家里的地址。
所有的街道都是陌生的，她和母亲轮流抱着孩子一路打听，在偌大的北京城找这个名医。成吉没法站立，她们脱不了手。一叶孤舟在大江里行驶，一边迷路一边靠近目的地，摸索到医生家时已经筋疲力尽。开门的是名医的妻子，她说：“他常年在全国各地给人看病，不常在家，什么时候回来也没个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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