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沈述堂以为是挑夫贪财偷拿了别人的东西，于是他直言向对方问了去。
可挑夫却满腹委屈，连连否认：“我们走的时候，房间里就这一个包裹，我也不晓得这不是您的啊！”
沈述堂觉得挑夫说的也有几分道理，若是对方当真贪财，这钱也不会落在自己手上。因而他仔细地翻了翻包裹想要找到失主的信息，可找了半天却也没有发现蛛丝马迹。
沈述堂虽十分疲乏，可心急如焚的他还是连夜兼程赶回了原先住的那家客栈，打听后方知，失主曾回来寻找过这包裹，但此时却早已不知了去向。
就这样，沈述堂在那里连连等了三天，仍不见失主回来，而他自己还有急事在身，因而他只好在客栈的墙板上写下了认领的地址。
一年过去了，意外的是，原先的失主竟又回到了这家客栈住宿，看到了那则认领的消息后，失主很快便赶到了佛山找寻沈述堂。
沈述堂将原物归还后，知晓这失主原是湖南的大商人，专做油运生意，对方见失物丝毫未动，于是十分阔绰地要留下三百两白银作为酬谢。
沈述堂做此事并不想索要报酬，于是他婉言谢绝后，极为真诚地对那商人说道：“不是自己的东西，我沈某人绝对不能拿，这是为人之本。”
那商人闻后深受感触，因而邀请沈述堂一起做起了生意来。
四年后，沈述堂已有所成，积攒了不少银子。继而，又回到了佛山的他建起了宅院，后来又慢慢做回了老本行，成立了庆丰钟表行。
这便是他外公的成才之路。当年外公跟他讲完这故事后，曾郑重地告诉过他：“做人一定要清清白白，以诚为本。人无信不立，业无诚不兴，我从不认为无奸不商这句话是对的，在我心里，只有讲诚信的人才可走得长，走得远，才能在这个世道立足。”
深受教诲的他从少年时起便形成了基本的价值观，他坚信无论做人做事都得诚字当先。也正因如此，他才会被李应泉另眼相看。
在前往上海的商船上，李应泉特为此事赞扬了他的诚信可靠，说到这，也随口提了句陶青莲。
一说到陶青莲，他不为公报私仇，但是对于对方的所作所为他实在是有些看不惯，因而无论如何也要评价一番。
在他看来陶青莲绝对是个狗眼看人低的势力货，且为人品行不端，这样的人前些日子还被重用提拔，且还管理商行进进出出的巨额账目，如此安排李应泉怎能放心得下。
他心中虽十分不平，可话说的却还算委婉。李应泉当然听得出对方的的弦外之音，只是碍于陶青莲是自己的表弟，因而并未下定决心将其调离此要职。
几天后，商船到了上海，这时，他才知晓原来与李应泉合作的广东商人竟是从前太和行的林家人，如今林家的掌舵人已经更新换代为林贤竹。
当年十三行大火后，太和行林家亦是损失惨重，林曼陀因大受刺激心绞痛发作病故，重创下的林家决定北上重新开辟天地，将剩余的家当用来投资棉纺厂和纱厂。
由于经营扩张，资金紧缺，林贤竹决定与人合资建厂。
棉纺厂他挑选的合作伙伴为苏州商人陈柏联，而纱厂林贤竹则最终决议同新加坡富商李应泉合作。
可在列强的压迫和无能官府的压榨下，大量价格低廉的外国丝织品倾销至国内，林贤竹和李应泉合办的太福纱厂经营状况欠佳，因而李应泉紧急抵沪，与林贤竹商讨应对策略。
经过多轮洽谈后，众人决议为了与洋商抗衡，棉纺厂、纱厂合并，成立福隆太织布厂，总资产扩张至五百万股本。
财大气粗的李应泉二次注资后股份达到两百四十万，成了福隆太织布厂的最大股东。如今地位已不算卑微的他身为二班且又是李应泉近旁的红人因此在商谈中也有了一席之地。
可从他的角度听这帮大佬出谋划策时，总觉得众人的论点始终围绕着如何扩大生产规模占领市场这个方面，而却忽略了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工人的生产水平。
如果工人做工废弛，积极性不高，生产的产品自然就达不到要求。所以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在他看来也应该是件极为关键且应当被注意的大事。
由于此先混迹基层的经历不算少，因而他对底层员工的工作态度较为关注。
无论是在钟表行，还是橡胶场，亦或是在茶楼，他深知员工做工的状态与工厂的经营效益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关联。
所以，几天前他曾有意去了位于英美虹口租界的福隆太织布厂里调研过。
通过暗地里观察他发现工人们的工作热情都不是很高，因而找了一身工服换上，且佯称自己是新来小工的他午饭时有意与三名工人聊起了天来。
他听一叫韩老四约莫二十出头的小工愤愤不平地抱怨说：“我千辛万苦的从老家宿迁赶来上海，以为能生活的好一点，可没成想这里的待遇比家乡更差，每天才给我三角钱，喝西北风都不够，哪还能寄回去养我儿子。”
他闻后内心很是震惊，可表面上却声色未露丝毫。然后，他学着周围两人附和着笑了笑，从而令其他几人不防备着自己，好尽情地聊天。而后，他则继续保持沉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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